北京低端人口去哪里了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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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一阵子,网上流传一个消息,说北京的流动人口只剩600多万了,比2015年减少了两百多万。当然,这只是一个网传的消息,具体的情况如何,我们外人也不知道。 但是,我们可以从一些侧面来看出一些端倪。 先来看一下过去十几年(主要是近四五年)北京外来人口的增量变化 据相关数据统计,2014年至2017年间,北京市外来人口的年均增幅为-3.5%;而2018年和2019年是3.8%和2.8%,出现了明显的增长。 除了数据,我们还可以看到几个有意思的现象:一是自2016年后,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速开始超过外来人口的增速,二是在2018年和2019年的时候,北京每新增一个户籍人口,就会注销掉大约两个外省市户口。

再来看另一个侧面,最近这几年各地高考名额分配的情况。 以2016年为例,当年全国中考报名人数达到1125.61万,而全国高考报名总人数则达到919.55万人。这其中,作为首都的北京,中考人数仅有4.91万,排在所有省份的最后一名,而高考人数也只有2.91万。

但是,到了2018年,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,北京的中招考生数暴涨到15.48万,高居全国第一,比排名第二的上海市多出将近8万个。2019年更是继续大增13.7%,达到了17.6万人。 而这些年一直在上涨的北京本地高考生则是从2016年的2.89万,飙升到2018年的5.93万,整整翻了一倍多!

为什么2016年和2017年北京没有公布高中毕业生的数据?我想应该是跟北京不断下降的高中升学率有关——2016年,北京普通高中10921人参加高考,10921个本科录取率只能分给28646名高中生使用,平均下来每个高中生只有0.38%的机会;到了2019年,这个数据依然没变,还是10921个本科名额被28646个高中生平分,本科录取比例也只有0.37%。

所以,我不相信这些高考数据会是假的。如果说这里面还有多少水分的话,那可能也是外地考生的水分,因为每年高考之后,都会有人举报高校录取中的腐败行为,可见为了上大学,有些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

最后说一下我的猜测。我认为北京的外地人口会持续减少,因为这里的生活成本太高了,高的甚至超过了很多新一线城市。那些没钱的人,即使来了北京也能找到工作,也会住得起房,但是绝对支付不起看病、教育等方面的支出。而那些本来就有钱的人,他们来不来北京似乎影响并不大,因为不管在哪里他们都能享受到最好的医疗和教育。 所以,北京的低端人口会越来越少,中高档的外国人可能会越来越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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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低端人口有的迁移至周边城市,有的被迫就地洗牌,有的则主动离开北京。

燕郊是北京低端人口迁移的“重灾区”。燕郊与北京中心城的距离大约50公里,其中与通州区隔潮白河相望的区域最近距离不到2公里。2008年前后,一些在北京做建材生意的商人,看中燕郊有京津公路和102国道交会的条件,纷纷迁移过来,开设建材批发市场。此后,燕郊房价节节攀升,北京其他地区打工者便也前来购房置业或租房打工。目前,燕郊外来人口已超过50万。

通州区与河北交界的大尺度空地也有外来人口集聚现象,他们大多是来自京郊周边区县的农民。北京市政府曾明确要求通州区与河北交界地区不得从事“六高”产业,即:高耗能、高耗水、高耗油、高污染、高风险、高耗地。2004年以来,一些来自北京市周边区县的农民在这里租赁土地(也有少量非耕地),自发进行私搭乱建;也有一些企业在郊区分批次买断农民土地,搞所谓“农民新村”、“新北京人社区”、“农民别墅村”。2006年底,通州区宋庄镇郎府村出租2000亩土地,由农民自行开发低密度公寓,并将户口迁入该村。据调查,目前郎府村聚集外来人口已超过1万人。2008年底,宋庄镇大孙各庄村也以改造果园为名,占地1200亩建设198栋低密度公寓,据称也有在京打工的人口集聚。

朝阳区豆各庄乡东村等社区,则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相互融合的例证。2001年前后,该村进行旧村改造,该村农民与本镇的“农转非”居民共同以成本租金价格承租12至15平方米的地下室,再以200元-400元月租分别对外出租3至4间,以增加收入。同时,该村还允许农民将自家上层二居室住宅改造分隔成7至8间,自己居住4间,对外出租3至4间,每间300元至500元/月。由于该村地处四环与五环之间,毗邻五环路,交通便利,生活服务配套设施齐全,租金又低,外来人口在村内及周边地区很快集聚,目前已达1.2万人,是该村原有人口的1.5倍。由于对外出租房屋和地下室,农民人均月增收1000元以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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